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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杂志在线阅读
新时代中国文论建构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取向
张福贵
---文章选自文学评论杂志
内容提要 中国文论话语转换和体系建构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新时代中国文论体系建构有其历史性与正当性。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是“跟着说”、“对着说”到“自己说”的过程。“跟着说”是一种单向性的文化接受，是为中国文论输血注水的过程；“对着说”是一种对立性的文化冲突；“自己说”是一种主体性的文化建构，而最终是要抵达“一起说”的理论境界。
关键词 中国文论；历史演进；价值建构；民族性；人类性
中国文论的话语转换和体系建构是学界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这一久盛不衰现象的存在表明了两点意义：一是此问题十分重要，二是此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在今天新的理论前提和思想环境下，我们再一次探讨这个问题，可能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总结性的意义。历史总是要合乎逻辑的，虽说其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合逻辑的，但是当历史走到一个相对的终点时，就一定会合乎逻辑。而要等到这一刻的到来，除了时间之外就是我们自己的认知能力。
新时代中国文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性与正当性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社会政治实践的进程，中国社会由“新时期”经“新世纪”而走入“新时代”，这是一种社会整体的系统性变革。也许现在对其变革的重要价值还不能做出最终评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大意义将日益体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毫无疑问,“新时代中国特色”这一概念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也是引导和规约中国当代文论转型和建构的基本法则。无论是过去还是在当下，在有关中国文论话语转换和体系建构的讨论中，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境界就是传统文论的回归与中国话语权力的确立。而近年来在以“强制闻释论”等为代表的理论探讨中，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国文论建构的理论气势和文化强势，其动力来自于背后的国家强势和文化自信。因此，中国文论的话语转化和体系建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权力博弈的过程，是国家话语权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来看，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建构是历史发展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而其创造性的转型实质上就是文艺理论学科中国化的过程，这不仅是一种正确理解，也是一种必要的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过程，可用“跟着说”、“对着说”到“自己说”来概括。“跟着说”是一种单向性的文化接受,“对着说”是一种对立性的文化冲突,“自己说”是一种主体性的文化建构，最后的目的是“一起说”。
“跟着说”是 80 年代以来直至世纪末中国文论转型价值取向的一个基本态势，其本质上是文化传播与接受过程，也是文化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必然环节。这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历程的一种事实，而且是人类文明交流和传播的一种历史规律。因为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借鉴和接受先进文化而丰富和强大自身文化，是一种文明逻辑和人类本能，可以缩短文明之间的距离，加快文明传播的时间。而对于中国文论来说，它实质上表明其自身努力融入和占据世界主流学术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没有“跟着说”就不会有“对着说”和“自己说”。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跟着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异已性，其中毕竟缺少自己的独创性，落实在具体的理论阐释当中,实质上往往是费尽千辛万苦去证明别人观点的正确。从最初的“老三论”到稍后的“新三论”，再到“主体论”“后现代”“文化研究”“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现象学”“符号学”“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各种外来文艺理论和文化学说高潮迭起连绵不断，裹挟着中国文论随波逐流而心潮激荡。
这一时期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不同于近代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情境下的被动接受，而是在文化认同情境下的主动选择。曹顺庆说:“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它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当文坛上到处泛滥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感伤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当代文论就已经失落了自我。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2i陈洪、沈立岩则进一步阐释了“失语”的具体内涵：一是指“形容同一指涉领域中语言共同体的瓦解局面。
当然，也可以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所谓的‘多元化'”；二是指“一种理解与沟通上的隔膜感和转化中的无力”；三是指“一种文化上的病态，主要表现为当代的中国文论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也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每当我们开口言说的时候，使用的全是别人也就是西方的词汇和语法。”[3’这种观点也是对于域外学者立场的呼应:“在当今世界范围的文论范畴内，可以说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可谓文论批评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义、理论，争妍斗奇，五彩缤纷，但其中找不到一家是中国制造的。”[4)不可否认，“跟着说”是为中国文论泥沙俱下。
输血与注水的过程，新观念、新方法波涛汹涌而又经过“跟着说”阶段之后，生吞活剥的理论接受逐渐开始自然的消化和主动的拒斥，中国文论由此进入“对着说”阶段。“对着说”包含有两重化主体意识。当然，抽象的文化对抗意识是近代这是在“跟着说”的主动接受之后出现的一种文含义，即有意识的文化对抗和有意识的文化自觉。
在“跟着说”的阶段，这种理论的自以来外来文化冲击下中国文化转型中一直固有的觉是很难成为思想主潮的。在“跟着说”之后通过“对着说”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对抗意识，其实是学界以理论批判而表现出强劲的文化自信和现论的成熟。
“对着说”首先是在一种文化对抗心理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批判意识，是在外来文化强势进入本土后形成的屈辱感和理论不适症的必然反应。20世纪的文化冲突是发生在一个政治、经济和技术溃败之后的愤激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化转型也是痛苦的民族心理过程。中国传统文论身处理论边缘位置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焦虑与愤懑，使“对着说”既包含有理论反思的正当性，又包含有文化心理的对抗性，而其中的文化自主意识和理论建构意识不可忽视。“对着说”的文论建构诉求基础是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这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必然过程，有这种二元对立的过程也就没有多元一体的结果。
但是不能把“中国特色”文化建构看成是二元对立价值观的表征,“中国特色”文论体系不能简单等同于“特殊国情”下形成的传统文论。前者是经过文化继承、反思与融合而形成的自为性的理论建构，而后者则是相对单向的历史传承而实存的自在性的理论遗产；前者是动态的建设过程，后者是静态的历史构成。“中国特色”文论建构一定以传统文论为基础，其中包含现代中外文论的优秀资源。
“当代中国学者普遍存在着一种矛盾心态，即他们不相信当代文化现实，认为当代文化与文论是异的，非我族类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文论现实
并不能使我们有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体系的可能，如果说它还有意义在，也就是为重建文论话语提供借鉴和批判的靶子。”[51有趣的是，“对着说”的思想起源同样是“跟着说”的理论资源，对文化“失语症”的批判恰恰使用的是外来理论资源和话语方式。赛义德“后殖民”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等直接成了中国学者反思和批判的武器，使中国文论“对着说”获得了一种外在理论力量和文化逻辑。于是，对于理论的批判就成了批判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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